奥运金牌大战也是情报大战。与日本由本国体育厅牵头建立体育情报大数据中心相比，我国的情报搜集和分析有些落后。中国摔跤队教练许奎元表示为此头痛不已。他说，中国选手备战东京奥运要针对不同对手进行专门训练，但目前缺乏录像资料，也无专业人士参与，只能自己动手到网上搜索资料和其他教练队员分享。中国射击队也存在类似问题。

中国体操队格外重视情报搜集，有专人负责。叶振南表示，从今年世锦赛表现和中国队获得的信息来看，日本男队的水平在里约奥运会后有了进一步提升，除了在男子团体和个人全能上的传统优势外，日本在跳马和单杠项目上也冒出潜质很高的新人，而日本女队聘请俄罗斯教练后成绩上升很快，喊出冲击女团奖牌的目标，对我们形成更大的竞争压力。

除了上述问题需要解决外，促进中国竞技体育长远健康发展更需要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和金牌观。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教授卢元镇说，我们反对“唯金牌论”，但不能否定金牌的价值，不能忽视竞技体育崇尚竞争的文化。

首都体育学院校长钟秉枢认为，淡化金牌并非不要争金夺银，现在有些舆论对竞技体育的目的理解存在一些偏差，我们有些运动员的精神境界与国外运动员相比存在差距，备战东京奥运会亟待重新认识“金牌”和“超越自我”的内涵。

权宜、长效措施双管齐下破除奥运危局

目前世界主要体育强国美国、俄罗斯、英国等对奥运金牌都异常重视，客观上对中国在东京奥运会可能获得的奖牌数量造成挤压。要想破除东京奥运危局，专家和体育界人士建议，要使用权宜和长效措施双管齐下，在对策上要打好“组合拳”。

距东京奥运开幕不足三年，“赛事驱动”和“规则研判”应成为备战东京奥运的“非常手段”，要科学安排国际比赛，最大限度通过对抗提升队伍能力。对此，需要在多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规划。

此外，还应重视国内重大赛事和奥运会之间的衔接。钟秉枢建议，将全国锦标赛等比赛的成绩与奥运选拔机制相结合，同时探索国家队与地方队之间在赛前选拔、赛中训练、赛时激励、赛后总结等方面形成有机联动。

业内专家认为，在最近两个奥运周期，射击、体操等项目的规则经历过较大变化，对规则的不适应成为射击、体操等队伍在里约奥运会上表现不佳的重要原因。即便是乒乓球、跳水这样的传统优势项目，也不断面临规则变化。备战东京奥运，各支队伍需要研究并吃透新规，吃透规则之后，就需要进行针对性训练。

比如，里约奥运会女子4x100米接力预赛，本已出线的中国队因美国队上诉导致重赛结果无缘晋级，这件事情已经给我们发出警示：中国要想在国际体育事务中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，就要在尊重和熟悉规则的基础上，学习利用规则，争取权利。

另外，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国际体育组织的工作，广交朋友，提升中国竞技体育的国际话语权。我们不能只是被动地研究规则、顺应规则，更应积极争取成为国际体育组织的领导者，参与规则的修改制定。

叶振南说：“体育活动中我们也要有大国外交的风范。提升国际话语权、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、扩大中国体操技术的影响力，这对我们的选手在奥运会等世界大赛上取得好成绩也非常重要。”

培养优秀的体育外交人才已是日本、俄罗斯、英国等国家的体育部门必备任务，日本奥委会下属的国家训练中心，有一门课程叫“国际组织领导人培训营”；在俄罗斯外交学院，还有专门对退役知名运动员进行培训的“体育外交系”。

此外，提升科技、信息保障，加强对手信息收集能力，创新训练手段以及在东京奥运会期间加强对参赛运动员的保障，也是备战东京奥运会的速效“非常手段”。这点日本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。里约奥运会期间，他们在距离奥运村步行10分钟的地点设置了“多途径服务保障中心”，通过提供综合性、战略性的服务保障，提升运动员大赛临场发挥，帮助运动员获得更多奖牌。

速效“非常手段”也许可以立竿见影，但是从长远来看，正在修炼“内力”的中国竞技体育更需要长效机制建设。记者在采访中发现，运动员和教练员普遍斗志昂扬，但在备战措施、人才选拔、教练遴选、整体规划等方面仍存在着困惑和迷茫。

回忆国家队在历届奥运会的起起伏伏，叶振南表示，汉城、雅典和里约奥运会的失利“并非对手打败了我们”，而是我们队伍“在训练、管理和决策方面出现了问题。”他说：“中国队在今年世锦赛的表现提振了我们打好东京奥运会的信心。我希望有关方面能尽快在顶层设计上明确国家队的管理体制，明确责任，理顺关系。”

执笔记者：刘阳、周畅参与记者：江红、马邦杰、张荣锋、林德韧、刘旸、张逸飞